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近现代中国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经受过瘟疫考验。虽然政权更迭，但卫生防疫工作却一脉相承，不断完善。

一、晚清政府的卫生防疫工作

1910年11月，距清政府灭亡只剩一年多的时间，哈尔滨爆发了鼠疫。这个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曾在公元6世纪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使中世纪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疫情蔓延迅速，很快危及东北全境。12月22日，清政府派出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的伍连德赶赴东北防疫一线。伍连德通过尸体解剖确认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无需通过老鼠即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据此制定了应对方案。

在清政府支持下，伍连德全权接手哈尔滨防疫局，并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

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

为根除病菌，伍连德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征得地方官员和乡绅们的同意，将感染死亡者的尸体全部焚烧，从而极大地减少了鼠疫杆菌的来源。

1911年3月，疫情中心区傅家甸的死亡人数降为零。4月底，东北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虽然晚清国力衰弱，经济实力与医疗手段都非常落后，但是当时所采取的举措，却对后来的防疫工作起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二、民国政府的卫生防疫工作

1917年至1918年，绥远爆发肺鼠疫并向山西蔓延，成为民国政府面临的第一次疫情考验。

面对疫情，北洋政府首先切断了京绥铁路以防止疫情通过人员流动而传播，并派出陆军军医学校的医官和学生180多人奔赴绥远，开始实质性的防疫的工作。此时鼠疫就已经传播至山西大同。

在山西境内，1918年1月，阎锡山急令在晋北阻断交通，设置四道防线，均由军队把守，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派重兵把守实施检疫，其他一律阻断。设立两种形式的临时医院：疫病院和疑似病院，不同的病例进入不同的病院进行观察治疗。“凡来自疫地者，均须截留七日，先以石灰酸水消毒，然后更换制发新衣，送入隔离所内，每日须受医士诊断二次，如有发现病状或疑似病者，立时移入病院，将原之房屋严重消毒，如经过七日无病，给照放行”。山西还紧急成立防疫总局，邻疫区各县设立防疫分局，由县知事担任局长，并将防疫组织进一步细化，一直延伸到村一级。众多官员由于组织防疫不力而被阎锡山撤职和记过。

1918年的山西防疫，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从那时开始，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立了防疫委员会，制定卫生法规，划定区域防疫并推行科学的防疫方法，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27年4月设立内政部，下设卫生署，掌管卫生行政事宜。1928年，卫生署升级为卫生部，防疫工作成为其重要职能之一。1930年代，国民政府便开始逐步形成卫生行政与医疗救济相结合的“县-乡镇-保”三级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将防疫范围扩大，以提高防疫的反应速度。

然而，国民政府是一个弱政府，连政局不靖、政令不通这一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卫生防疫工作虽然也在不断完善，但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民饱受疫疾之苦的境遇。

三、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传染病大肆流行，危害严重。1950年，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又加上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方针，从而确立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

在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打赢了一场又一场卫生防疫战。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同年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种牛痘。1951年4月11日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住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这些方案、条例为此后的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从1951年到1958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南方掀起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并经多年艰苦奋战，于1958年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毛泽东为此特作《送瘟神》诗二首。1961年，中国彻底消灭天花病毒，比全球消灭天花病毒还早18年。1966年至1967年，流行性脑炎爆发，全国300多万人发病。当时采用群防群治的应对手段，疫情很快得到控制。1968年，流脑疫苗研制成功，彻底消除威胁。

防治瘟疫的同时，新中国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主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截至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消灭麻雀19亿6千余万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这场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使环境卫生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更有利于人民群众预防各种疾病，使人民群众少受疾病的侵扰。爱国卫生运动还帮助群众破除了迷信，在增强人民体质的同时，也使全民族的精气神为之一振。

新中国还着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针对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城市医疗机关都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当时，一些地方农民群众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农村保健站、联合诊所等。到1956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已有1万余个、联合妇幼保健站600多个，以及各式各样的群众联合诊所51000余所。人民公社化以后，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办起了合作医疗。1959年，毛泽东对这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此后，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推广开来，为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村群众的健康状况因此有了很大好转。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状态继续改善。几次大的疫情也得到了及时控制。1981年，国务院下发霍乱防控指导文件，逐步在中国境内根除霍乱。1988年，上海爆发甲型肝炎，但很快得到控制，而受其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立法工作也自此开始。1999年，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之一——麻风病在中国基本被消灭。2003年，“非典”爆发，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同击退了“非典”，中国也由此建立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

四、新冠肺炎的应对及其启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形势已经出现积极变化，防控措施正在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的努力也有效阻止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当前，全国人民对于这场防疫战争的胜利普遍抱有信心。不过，这次疫情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深思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相较以往，这次疫情有三个新特点。第一，从病毒本身来看，其致死率并不算特别高，但传染性较强，潜伏期较长，湖北尤其是武汉出现大量感染和死亡，而大多数地区也都存在感染病例，从而造成了全民普遍性焦虑，这就给防疫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全国所有地区都要为此而实施紧急响应。第二，网络和自媒体高度发达，信息迅速传播，这一方面有利于真实权威信息和科学防控信息的及时传播，但另一方面也为谣言、过激言论、煽动性言论的蔓延提供了条件，这无疑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也迫使各地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社会流动性强，国民经济的社会化程度高，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得防疫工作的机会成本高昂，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巨大。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我们对于打赢新冠肺炎防疫战有充分信心，但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汲取经验教训，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更有效地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问题。而这次疫情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资本主义两党或多党制度下，防疫不力可能会以执政党的更迭而“翻篇”，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却要始终如一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到底。这种长期执政和“大政府”的治理模式，要求党和政府必须掌握必要的资源以应对突发事件。这次防疫战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政府机构、人民军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等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有一些支柱性的制度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这是危急时刻国家治国的“定海神针”。

第二，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这种完善至少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首先，要进一步强化硬件设施的建设。其次，要完善中西医结合的预防机制，尤其要注重发挥中医在预防疫疾方面的独特优势，并从医疗制度改革的角度破除“重西医、轻中医”的倾向。最后，要反思和完善我们的应急机制。我们希望人民永远健康，但未来还会有爆发疫情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如何针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疫情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中国本着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然而，未来如果出现程度不同的疫情，我们应如何采取相应程度的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防疫与经济发展？这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加科学细致。

第三，树立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面对这次疫情，全国人民展现出了勇敢顽强、乐观自信的精神。但是，疫情也暴露出了社会心态的一些问题。通过这次防疫，中国人民在心态上至少有这样几个可以改进之处。一是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二是正视问题，勇于自新。三是珍惜幸福，理性思考。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也要求每个中国人心理上的不断成熟。大国国民自当有成熟稳重的气度，而深刻反思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无疑会加速中国人民心态的成熟。

（作者系彩乐仑彩票教师）